吳啟錢

　　我在寧波地鐵上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上下班高峰期，盡管地鐵車廂里常擁擠不堪，卻相對安靜，這主要是因為乘客以年輕人為主。而在非高峰時段，車廂里乘客寥寥無幾，卻異常“喧鬧”，原因在于少了年輕人。這種現象，在更加擁擠的杭州、上海等地的地鐵車廂中同樣明顯，甚至在城市CBD的電梯里也大同小異。

　　有人可能會說，這并不奇怪啊，畢竟年輕人都在低頭玩手機呢。但事實上，如今的地鐵車廂里，幾乎每個人都在使用手機。關鍵的區別在于，大多數年輕人戴著耳機，靜靜地聽音頻或輕聲交談。而其他年齡段的乘客，相對來說較少使用耳機，他們看視頻、打電話、聊天時，都既放任自己大聲說話，也“放任”手機高分貝播放。

　　是的，區別就在耳機。

　　如果說，地鐵車廂內的安靜與喧鬧反映了文明程度的高低，那么相較于其他年齡段的乘客，年輕人顯然表現得更為文明。而這種文明的“締造者”，竟是一副小小的耳機。

　　吵鬧可以被視為一種“城市病”。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現代城市中的噪聲問題日益嚴重。無論交通擁堵時的喇叭聲，還是建筑工地上的機械轟鳴，抑或夜晚娛樂場所的喧囂，都讓城市居民深受其擾。

　　長期處于嘈雜的環境中，不僅會讓人感到煩躁，影響情緒穩定，還會對身體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科學研究表明，持續的噪聲污染會導致血壓升高、心跳加速，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同時，噪聲還會干擾人的注意力，影響工作效率和學習效果。哲學家叔本華在《論噪音》中提到：“無法忍受噪音的人，都是思想者。”

　　因此，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渴望鄉村生活，既為了親近自然的山清水秀，也為了逃離城市的喧囂嘈雜，成為一位“思想者”。然而，對于大多數需要上班的人來說，除了周末可以安排“鄉村一日游”，平時不得不與噪聲“共存”。

　　于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戴上耳機。一方面，他們通過戴耳機來降低自己發出的聲音，減少對他人的干擾；另一方面，耳機也幫助他們屏蔽周圍的嘈雜，為自己創造一個相對安靜的“小環境”，即便在擁擠中也能保持適當的個人空間。這既是對個人的關懷，也是對公共空間的溫柔劃分，體現了年輕人的自我意識，更展現了對他人的尊重，是文明素養的體現。

　　當然，“耳機文明”不僅僅體現在安靜上，還包括年輕人注重隱私保護的現代意識。在日益繁忙和復雜的現代社會中，隱私已成為每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關系到個人尊嚴和自由。在地鐵車廂等公共場所，無論觀看視頻、微信語音聊天，還是打電話，雖然帶來了便利和效率，但也存在嚴重的隱私泄露風險，這可能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糾紛，甚至可能引發安全問題。

　　“隱私是文明的產物，它隨著文明的進步而發展。”相較于老一代人，當代年輕人更加重視個人隱私。在家中他們都不愿意讓他人輕易進入自己的房間，更不用說公共場合的隱私保護了。因此，他們選擇戴上耳機，意味著雖然無法完全屏蔽自己的聲音，但手機中的音頻內容屬于個人隱私，他們不希望被無關的人“偷聽”。于是，有了在廣場舞大媽們坦然地外放《最炫民族風》的時候，Z世代的年輕人卻連微信語音都要轉成文字再閱讀這種“代際差異”。這背后，是保護隱私的現代意識，是尊重他人的文明素養。

　　上世紀八十年代，索尼的工程師發明隨身聽時，絕不會想到這個娛樂工具會演變成文明的標志。當年的東京地鐵曾發布“耳機禮儀”手冊，勸導乘客“用音樂構建私人結界”。如今，在寧波的地鐵線上，通勤的年輕人已經習慣了“雙聲道生存”。正如科技倫理學家凱文·凱利所說：“我們創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們。”

　　文明史學者常說“禮儀是沖突的緩沖帶”，耳機就是數字時代的一個禮儀符號。它讓巴赫與喊麥在同一空間和平共處，讓私人敘事與公共秩序達成微妙平衡，并重構都市文明的聲學秩序。

　　當然，文明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涉及言談舉止、公共道德、環保意識等多個方面。但是，從“耳機族”的增多，從“這里的車廂靜悄悄”，我們分明聽到了當代年輕人自覺追求文明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