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達:思想啟蒙與社會改造,楊賢江教育思想的雙重使命
況達
作為早期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偉大傳播者、詮釋者與踐行者,楊賢江敏銳地診斷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深層癥結,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國情相結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創造性地闡釋了教育的功能、本質與使命,構建了兼具思想啟蒙與社會改造雙重使命的教育體系。
“覺醒年代”的精神譜系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處于傳統與現代、革命與改良的激烈碰撞中。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青年群體的精神覺醒與政治參與匯聚了時代的變革力量,成為“覺醒年代”的“最強音”。五四運動后,與中國山河破碎相映照的是一幅五光十色的思想“景觀”。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學院派”勢力,要求學生固守在象牙塔里“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鼓吹“教育非政治化”。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先驅在《新青年》陣地上高擎“以俄為師”的旗幟,通過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創辦長辛店工人夜校(1921年)等實踐,號召青年走出書齋,積極投身轟轟烈烈的社會革命。“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命題,猶如晨鐘暮鼓般激蕩在百年沉浮的歷史長空,成為叩擊近代中國青年的“靈魂拷問”。楊賢江深刻意識到,舊式封建教育培育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人,在民族危亡面前軟弱無力、不堪一擊。現代青年若仍蜷縮在故紙堆中,終將淪為時代“棄兒”。楊賢江是那個時代的“孤勇者”,他的教育理論既不同于封建儒學的“空談義理”,也不同于資產階級學說對階級問題的“粉飾太平”,而是在青年啟蒙與社會變革的雙向結合中,開辟了一條獨特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中國化的道路。
用唯物史觀詮釋教育的本質
俄國十月革命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激發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徹底打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桎梏的信心,也啟發了楊賢江將馬克思主義與教育相結合的探索。1927年底,楊賢江在東渡日本后,著手翻譯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形成“教育是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認知。隨后,楊賢江在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撰寫的《新教育大綱》中,深刻剖析了教育的階級本質和社會功能。楊賢江認為,教育屬于上層建筑,其性質由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決定。他批判了將教育視為超階級的“教育萬能論”“教育救國論”等觀點,強調在階級社會中,教育必然為統治階級服務。楊賢江通過分析不同社會形態(如原始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特點,揭示了教育如何隨生產關系演變而表現出鮮明的階級性。在楊賢江看來,要真正實現教育的革新,就必須打破封建教育的枷鎖,推動教育的階級性向人民性的轉變,讓教育成為人民解放和自我提升的工具。在《新教育大綱》中,楊賢江認為,“學生”一詞不僅是純粹的教育范疇,本質上也是政治范疇。“學生”應該以從事政治運動為出發點,通過階級分析法深刻理解自身的歷史定位。這種將學生身份定義為“革命實踐主體”的思想,繼承了列寧“先鋒隊理論”的核心——唯有通過政治實踐,青年才能從“被規訓的客體”蛻變為“歷史的創造者”。楊賢江提出“教育權依附于政治權”的核心命題,認為封建教育維護地主階級統治,資本主義教育鞏固資本邏輯,而無產階級教育必須服務于革命需要。
以青年啟蒙推動社會變革
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楊賢江深受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先驅的影響,認為教育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青年啟蒙及其產生的革命實踐則是撬動時代的杠桿。因此,青年應當具備批判精神和實踐能力,敢于推翻舊秩序,勇于探索新道路。青年作為社會變革的主力軍,其思想啟蒙至關重要。只有當青年真正覺醒,積極投身于社會變革的實踐中,教育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為社會變革杠桿的作用。楊賢江提出“全人生指導”思想,主張通過教育培養革命所需的“健全人格”。這一理論突破了傳統教育“超階級性”的迷思,將青年啟蒙嵌入社會革命的總體框架。楊賢江的教育革命觀始終保持著實踐品格的鋒芒。作為《學生雜志》主編,楊賢江對刊物內容進行了革新,增設通訊和答問欄目,直接回應青年的困惑。他積極引導青年關注社會問題,鼓勵他們投身革命運動。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楊賢江組織青年參與斗爭,提出的“換個方向來奮斗”口號,強調青年應通過改造自我實現社會變革,而非消極逃避。只有在真實社會矛盾中淬煉,青年才能養成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在《中國青年之敵》一文中,楊賢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具,深刻揭示了青年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他認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青年在求學、就業、戀愛及婚姻等方面的“攔路虎”。楊賢江警示青年,若要反抗剝削社會,就必須理解歷史發展的科學規律和承擔改造社會的歷史責任。
在用生命與信仰澆灌的教育理想中,楊賢江早已超越了單一的革命動員或知識傳授,開創了“啟蒙—革命”雙向互構的實踐哲學。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這種將個人成長熔鑄于社會進步的教育理念,依然閃耀著真理的耀眼光芒。當教育重新肩負起塑造“大寫的人”與“進步的國”的擔當,青年才能真正成為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而這正是楊賢江思想給予這個時代最寶貴的饋贈!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慈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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