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甬軍

　　自4月2日美國宣布實施所謂“對等關稅”計劃以來，對中國產品加征的關稅稅率從最開始的20%，一路升高到最高達245%。美國不斷升級加征中國關稅，將關稅工具化、武器化，暴露了其典型的單邊主義、霸凌主義本質。

　　貨物貿易逆差是美國濫用關稅手段，挑起貿易戰的理由，然而事實上，中國并未刻意追求順差，中國占美國貨物貿易總逆差的比值已經連續多年下降�？紤]到中國對外貿易大進大出的特點，若以貿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國對華逆差還將大幅減少。如《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所言，中美貨物貿易差額既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也是由兩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加征關稅不會讓美國實現“逆差清零”，也沒法讓美國的制造業“重現輝煌”。以貨物貿易差額作為單一標準評價兩國雙邊貿易是否平衡，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化生產普遍存在的今天是不客觀也不全面的。除了貨物貿易外，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也是評價雙邊經貿關系的重要因素，而在這兩個方面，美國占有更為突出的優勢。另外，美國確定所謂“對等關稅”稅率的計算方式更是粗暴隨意的，只是簡單地拿美國對該國（地區）的逆差占該國（地區）對美出口額的比率打對折后計算得出。這種計算方式顯然是不合理、非科學的，違背了基本的經濟規律。

　　早在2017年，美國就曾對華挑起貿易爭端。和當時相比，中國應對本輪貿易戰存在幾個特點。首先，應對美國關稅升級，我國政策儲備充足、應對有序。經歷了8年貿易戰，我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就如何應對美新一輪對華遏制打壓作出全面部署，強調要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據外部影響程度動態調整政策，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可以說，針對美國“對等關稅”政策，我們早有預判，對其可能產生的沖擊影響作了充分預估，搭建了多部門協作的系統應對體系，做到“心中有數、手上有招”。

　　其次，自2017年美國發動貿易戰以來，我國在壓力中持續發展，錘煉出中國經濟的韌性，構成我們應對外部挑戰的核心優勢。近年來，我們著力推進市場多元化，對美市場依賴度持續降低，對美出口額占比已由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我國目前是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新興市場開拓成效顯著，成為我國外貿發展新支撐。同時，通過供需兩端協同改革，國內經濟循環不斷改善，經濟內生動力持續增強。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有出口實績的數十萬企業中，接近85%同步開展內銷業務，內銷金額占銷售總額的近75%，內需市場的容納效應日益顯著。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我們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深度融合，創新驅動效應凸顯。即使面對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在人工智能、芯片、人形機器人等科技前沿領域，我們還是取得了巨大突破，充分體現了中國科技創新的活力。

　　最后，美國種種極限施壓、脅迫訛詐的貿易霸凌行徑，使得人民群眾對美單邊主義、霸凌主義的本質看得更加透徹，全民族上下的認識高度統一，為我國堅決反制美國這一輪遏壓提供了強大的社會輿論支持。

　　面對關稅沖擊，浙江應如何應對？我想有三點值得進一步思考。其一，深化國內大循環，拓展國內市場。例如，浙江可以依托民營經濟活力優勢，加強省內產業集群與對口幫扶地區的產業鏈協作，推動輕工紡織等產業向中西部梯度轉移，建立跨區域產銷對接機制，既助力幫扶地區產業發展，又拓展省內企業內銷空間。

　　其二，加速全球市場多元化布局。引導企業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重點開拓東盟、中東歐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市場，整合港口資源與跨境電商優勢，構建覆蓋新興市場的貿易服務網絡，形成傳統與新興市場并重的立體化出口格局。

　　其三，強化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聚焦高端制造、數字經濟、綠色科技等領域，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以工業設計賦能傳統產業提升附加值，培育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專精特新”產品矩陣，構建難以替代的全球供應鏈體系。

　　（作者系浙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財經大學特聘教授、大灣區雙循環發展研究院院長）